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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读雍正:如此君臣年羹尧之死

来源:网络整理 时间:2017-12-16 11:22
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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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读雍正:如此君臣 年羹尧之死  
 
易中天  
 
    2006年07月26日08:54   【字号 】【留言】【论坛】【】【】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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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年羹尧是雍正即位之初的一大宠臣,而且宠得不像样子。年羹尧在西北大营花钱如流水,雍正一一照付;年羹尧直接插手官员的任命,雍正一一照准。他实际上是没有相位的宰相,没有王爵的西北王。元年(公元1723年)十二月,雍正赐给他团龙补服等物件,年羹尧受宠若惊,表示惶恐不安,以为“非臣下之所敢用”。雍正却批示说:“只管用!当年圣祖皇帝有例的。”青海军事告捷,雍正兴奋异常,竟然称年羹尧为“恩人”。雍正还说:“你此番心行,朕实不知如何疼你,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。”他还要求“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”都和他一起倾心感悦年羹尧,并说:“若稍有负心,便非朕之子孙;稍有负心,便非我朝臣民也。”雍正对年羹尧的恩宠,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
  另一个得到殊宠异荣的宠臣是隆科多。隆科多不是雍正的藩邸旧人,原先地位也不高,只是个尚书。只因为宣诏有功,便一夜之间,平步青云,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,与廉亲王允、怡亲王允祥、大学士马齐平起平坐。允和马齐是利用对象,允祥和隆科多才是依靠对象。所以,康熙去世九天后,雍正即赐他公爵衔,两天后又下令称他“舅舅”。从亲戚关系讲,雍正与隆科多确实分属甥舅(隆科多是康熙皇后佟佳氏娘家兄弟)。但皇家不同于民间,甥舅关系要皇帝承认才算数。所以这个头衔,也算是封的,不是当然的。雍正还给隆科多戴了三顶高帽子:“圣祖皇帝忠臣,朕之功臣,国家良臣”,还说他是“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”。隆科多在康熙朝并无突出贡献,怎么会是“圣祖忠臣”?“国家良臣”也没太多根据,誉为“稀有大臣”更不知从何说起。说到底,还是因为顾命拥立有功,因此只有“朕之功臣”一句是实。一个皇帝,为了酬劳功臣,竟不惜把话说得那么绝,那么肉麻,雍正倒真是古今第一“稀有皇帝”。
  然而年、隆二人的下场也很稀有。三年(公元1725年)四月,年羹尧无缘无故被免去川陕总督和抚远大将军职务,调任杭州将军。七月,被革去将军职衔。九月,被捕下狱。十二月,以大逆、欺罔、僭越、狂悖、专擅、贪婪、侵蚀、忌刻八大罪行共九十二款,勒令自尽。隆科多则在官职一降再降后,于五年(公元1727年)六月被捕。十月,以大不敬、欺罔、紊乱朝政、奸党、不法、贪婪六大罪行共四十一款,被判处终身圈禁,并于次年六月死于禁所。这两个显赫一时炙手可热的权臣宠臣,几乎在顷刻之间便家破人亡身败名裂,就连旁观者,也都看得惊心动魄目瞪口呆。
  年羹尧、隆科多之罪,说白了就是“辜恩”。
  雍正确实曾寄大希望于年、隆。他的希望,不仅是要年、隆二人尽力辅佐他,更是要树立一种君臣关系的楷模。他很看重君臣之间的互相信任和互相体谅。有一次,在给年羹尧的信中,他特别提到,西宁军事危急时,年羹尧担心皇上看了奏折,会“心烦惊骇”,便“委曲设法”,在报告战况时“间以闲字”,既冲淡了火药味,又不隐瞒军情。雍正对他的这份小心极为感激,说“尔此等用心爱我处,朕皆体到”,每次向怡亲王允祥和舅舅隆科多提起,“朕皆落泪告之,种种亦难书述”。他还说,“你此一番心,感邀上苍”,“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”。显然,他是把年羹尧当作忠君模范来看待和培养的。
  因此,当年羹尧被赐团龙补服而上表致谢时,雍正批示说:“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。朕不为出色的皇帝,不能酬赏尔之待朕;尔不为超群之大臣,不能答应朕之知遇。唯将口勉,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。”二年三月,年羹尧为被赐自鸣表一事上表谢恩,雍正又批示说:“从来君臣之遇合,私意相得者有之,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。”他又说:“总之,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,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足矣。”
  不能说雍正讲的都是假话。他确实是想当一个好皇帝的。好皇帝当然要有好臣僚,也要有好的君臣关系。雍正这个人,是比较孤独的。做皇子时,他是“孤臣”;当了皇帝,则是“独夫”。他生性刚毅、急躁、猜忌、刻薄、冷峻挑剔,易暴易怒,因此在诸王大臣中很没有人缘,几乎和谁都搞不来。康熙晚年,又特别痛恨阿哥结党。雍正为讨父皇喜欢,更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,结果是自己更加孤独,性格也更加孤僻。因此,当了皇帝后,就很想能有人尽力支持他,以便建立自己的统治系统。然而当是时也,诸王不服,而群臣观望,信得过且可以依赖的,除十三弟允祥外,就只有隆科多和年羹尧。这时的年、隆二人,对于雍正,真可谓久旱之甘霖,撑天之支桩,所以雍正对他们的褒奖吹捧,甚至到了巴结的地步,可能连他自己事后也觉有失君王体统。不难想见,当他发现年、隆二人竟是那样的有负圣恩时,心里是何等地恼羞成怒、怒不可遏。
  但他哪里知道,他说的那种君臣关系,根本就不可能存在。在专制政治的前提下,君臣关系天然是不平等的,而相互支持、相互信任、相互关心、相互激励等等,只能存在于平等的人之间。因此雍正对年羹尧等人的要求,根本就不可能实现。年羹尧本人也不知检点。据揭发,年在西北军营,十分地作威作福,飞扬跋扈。给他送礼要叫“恭进”,他给人东西叫“赏赐”;属员道谢要说“谢恩”,新官报到要称“引见”。给将军、督抚的函件,也不用咨文而用令谕,简直就是视同僚为下属。他班师回朝时,雍正命王公大臣郊迎。官员们跪在地上向他致敬,他端坐马上,看都不看一眼。王公们下马问候,他居然也只点点头。年羹尧甚至在雍正面前也不知收敛。雍正找他谈话,他叉开双腿坐在凳子上,指手画脚,唾沫横飞。更为严重的是,当时社会上盛传,说雍正做某某事整某某人都是听了年羹尧的话。这就大大地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。雍正一贯以乾纲独断、洞察幽微自居的,哪里受得了这个?
  雍正也不是没有提醒过年羹尧。二年(公元1724年)十二月十一日,年羹尧正在从北京返回西北的路上,雍正在他的奏折上批示说:“凡人臣图功易,成功难;成功易,守功难;守功易,终功难。为君者施恩易,当(去声,适当)恩难;当恩易,保恩难;保恩易,全恩难。若倚功造过,必至返恩为仇,此从来人情常有者。”然后他讲了功臣得以保全的三个条件,即一靠人主防微杜渐,不让功臣们陷于危地;二靠功臣相时见机,自己不至于蹈其险辙;三靠大小臣工避嫌远疑,不把功臣们推上绝路。雍正这话,说得已很明白:作为一个功臣,是很危险的。一不小心,就会进入危地,踏上险辙,走进绝路,由功臣变为罪人。所以他说:“我君臣期勉之,慎之。”可惜,年羹尧把这些话全当成了耳边风,在回西北的路上,照样趾高气扬,作威作福。因此雍正报复心起一发而不可收拾。
  这就是雍正的“君臣观”:任何臣子,都不能欺骗他,糊弄他,不能和他耍心眼,更不能背叛他。
  (二十八)  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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